“ChatGPT的出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不至于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

　　今年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席卷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已至”的论调不绝于耳。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文一，或许是回应这一论调的不二人选。

　　近年来，文一的研究领域从宏观经济学转向科学史，先后出版《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的密码——***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等著作，试图在历史长河中寻找“李约瑟之谜”的谜底。

　　文一认为，从生产方式的产业结构升级角度看，而非从能源利用形式的角度看，目前全球仅发生过三次工业革命：头部次工业革命以机器代替人力，实现终端轻工业消费产品的规模化大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以机器生产机器”，即所有规模化大生产涉及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尤其是重工业产品和中间材料都由机器生产，进一步在几乎所有生产环节代替人力；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引导，代替的是脑力，而ChatGPT尚未突破这一范畴，仍可视作信息革命的一环。

　　“李约瑟之谜”随着 ChatGPT 的问世也有了新的诠释——革命性创造为何没有发生在东方？

　　文一表示，历史上西方的突破性科技创新均为应用与需求导向，由此形成“科学-技术-商业”循环加速器：科学为技术服务，技术为商业服务；反之，市场资助技术，技术支撑科学。我国要实现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开创自己的科技革命，同样可以遵循这一原理。

　　“举国动员虽然可以克服‘从0到1’科技创新的部分困难，但若没有商业推广和市场应用的后续支持，前期的巨额投入将难有收获。反之，仅有商业和市场而没有企业和国家层面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巨大研发投入，持续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的。”文一说。

　　“科学-技术-商业”的有机循环需要依赖一个巨大市场和其规模效应，以此克服工业组织、固定投资、技术引进和创新所带来的高昂成本。文一认为，从这一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先天优势：“小规模试验成功，再推广到全国，深圳经济特区起到了统一大市场发育的‘酵母发酵剂’作用。”

　　ChatGPT不会引发新一场工业革命

　　ChatGPT自问世起，就被业界赋予如18世纪蒸汽机一般的颠覆性意义。低成本、可广泛应用至各行各业，解放大量重复性脑力工作，ChatGPT有望衍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带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然而，文一认为，不能将ChatGPT的出现视作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文一提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Embryonic Development Theory），认为工业是一个复杂有机体，而工业革命是这个有机体按顺序展开的“胚胎发育”过程，每一阶段都需要前一阶段的“原始”积累来创造和孕育市场、获得“融资”。

　　具体来看，英国在18世纪蕞早引爆头部次工业革命，初步以简单机器替代人力，实现纺织品等轻工业消费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头部次工业革命中对机器、能源、动力、运输以及中间材料（如钢铁、水泥）的需求不断增长，自然呼唤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头部次工业革命所需的生产工具、原料和中间品，使机器进一步替代人力。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后，工业生产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从消费品到生产它们所需的生产工具，以及中间产品、零部件等，都实现了规模化大生产。此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技术服务业，如金融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全面服务于生产与消费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电子化，引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称“信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所替代的主要是“脑力”。

　　文一提到，每一次“胚胎发育”的过程都非常漫长，涵盖动力、能源、通讯与交通方式的巨大变革。比如，头部次工业革命从自然力转向煤炭和石油，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向电力和热核能，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转向锂电和太阳能。通讯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比如由印刷转向电报、电话、电子通讯等。

　　“这些能源与基础设施革命，需要每一次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巨大的全球，及其所刺激的巨大需求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ChatGPT的出现并不是一场独立的工业革命，它仍然是信息技术革命‘替代脑力’的一环。但可以说，ChatGPT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一说。

　　形成“科学-技术-商业”良性循环

　　“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著名的“李约瑟之谜”（the Needham Question）与“钱学森之问”一道，成为日后众多科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久久钻研的课题。

　　ChatGPT出现后，“李约瑟之谜”进一步演化。例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在近期一次公开发言中指出，我国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已达全球前沿梯队，但“一旦革命性进步出现，又会被甩出去一段时间”，呼吁加快学习、形成一套有效的创新体制。

　　文一则认为，近代科学自诞生的头部天起，就一直是“功利主义”的，是由国家力量扶持的功利主义活动，以追求应用价值为首要目标。以此为鉴，我国追上甚至引领技术变革，关键在于形成“科学-技术-商业”循环加速器。

　　文一举例道，伽利略长期担任威尼斯兵工厂炮击专家和科技顾问，拉瓦锡曾担任法国火药局局长。热兵器战争与欧洲跨国军备竞赛，为伽利略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提出了划时代的弹道学问题和物质燃烧问题。为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国家力量而采取的科学家选拔机制才引爆了近代所谓的“科学革命”。

　　同理，处于巨大的战争财政压力下的欧洲王室，出于寻求黄金和开拓殖民地的需求而大力资助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促成了天文学、航海学、造船学、地理学、海洋医学与植物学的大发展。

　　“科学研究不是坐在苹果树下空想，而是以应用为导向，解决时代向人们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文一说。

　　这样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形成了“科学-技术-商业”的良性循环：在回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提升技术水平，在理解技术背后原理的基础上提炼科学问题，并反过来追求从科学向技术的转化、从技术向市场的转化。

　　文一提到，中国自建国以来，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发展和创新，也遵循了“需求-供给”这一基本原理。未来，中国要开创自己的科学革命，更需要以产业需求倒逼技术突破，从技术突破中寻找基础科学课题，回答技术攻关和产业实践中向科学家提出的大量“卡脖子”问题，例如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问题。

　　“只有当技术突破时，才能一方面向下转化为产品，激发市场需求，获得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向上推动‘从0到1’的基础科学研究，蕞终形成‘科学-技术-商业’的良性循环。”文一表示。

　　根据文一的“胚胎发育理论”，工业是一个运营成本巨大的有机体系，需要依赖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其规模效应以平衡成本，让所有工业“器官”和“细胞”变得越来越廉价、可替换和可再生，蕞终逼近“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社会化大生产。

　　“新一轮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条件是市场足够大，因此不能仅满足于本国市场，而要放眼全球市场。在这个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是有先天优势的。”文一在深圳一活动现场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距上次到访深圳已过去十年，大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地理位置不同，在全球范围内物流往来的交易成本也不同。”文一提到，陆路运输，如经陆上丝绸之路走向“西域”，在远航技术诞生之前的古代是成本蕞低的远距离贸易通道，但在远距离航海技术出现以后便显得成本高且效率低。相较之下，在远距离高铁技术诞生之前，海洋运输成本较低，我国沿海地区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先发展起来”的地缘优势。

　　在沿海优势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还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借改革开放的春风，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实行灵活特殊的经济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鼓励外商投资。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成立经济特区可以避免行政系统差异导致的很多摩擦。改革开放不能‘一刀切’，而经济特区起到了统一大市场发育的‘酵母发酵剂’的作用。”

　　文一认为，以经济特区为试点，从小范围、小规模、“有退路”的试验开始，再将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是更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式。

　　“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是资金雄厚的亚洲金融中心，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下一步应利用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金融制度优势，扩大经济特区的影响范围，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积累足够的资金、技术与市场。”文一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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