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传统安全风险已突破主权国家的物理边界与政治藩篱，形成跨国界、跨领域的复合型威胁。国内冲突与国际博弈不再遵循单向因果链，而是形成彼此催化、相互强化的互动闭环。这种传统安全风险的内外联动效应，迫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而理解安全风险的内外互动逻辑，成为破解当前全球安全困局的关键切入点。

　　传统安全风险内外联动主要表现为内外冲突联动，指的是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现象。这种联动不仅体现在冲突的直接传导上，还包括冲突的间接影响和衍生效应，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跨界性、复杂性和动态性。跨界性是指内外冲突联动跨越国界，涉及多个行为体，包括国家、非国家行为者（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人（如难民、移民）；复杂性是指冲突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多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难以单一归因；而动态性则是指冲突的演化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可能因外部干预、技术变革或行为体策略调整而迅速变化。具体到内外冲突的联动路径，其主要表现为国内危机的外溢和国际博弈的内化。

　　国内危机向国际冲突的转化源于国内治理失效与全球化要素流动的交互作用。当内部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或社会撕裂突破治理边界，危机通过难民潮、能源断供、产业链崩塌等自然外溢渠道冲击国际体系，同时国内政权可能通过制造外部冲突转嫁矛盾，将内部危机包装为地缘对抗议题。社交媒体与地下金融网络进一步加速危机扩散，使内部冲突演变为外部对抗的焦点。此外，外部势力还可能借机介入，通过军事援助、制裁施压或认知操控扭曲危机性质，形成“内部失序—外部干预—冲突升级”的螺旋链条。

　　国际冲突向国内危机的转化植根于全球化时代国家韧性与外部冲击的结构性失衡。域外战争、经济制裁与意识形态对抗，通过能源断供、产业链断裂等传导性创伤侵蚀国内民生基础，迫使社会矛盾显化；霸权国家以“民主输出”“规则重构”为名实施认知渗透，将国际阵营对抗转化为国内身份政治对立，激活制度脆弱带；技术封锁与金融脱钩则直接瓦解产业体系，制造结构性失业和财政危机。同时，国际冲突产生的“镜像效应”还会推动重塑权力格局，最终形成“外部震荡—内部裂变—治理失效”的恶性内化链条，使国家沦为地缘博弈的创伤承压体。

　　从国家安全的深层视角看，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冲突风险乃至更广范围的安全风险的内外联动。

　　全球化网络的复合交织放大了联动风险。能源、粮食、芯片等战略物资的跨境流动，使经济相互依存从稳定器转变为风险传导器。制裁与反制引发的供应链重构，催化关键领域“安全化”趋势，如当前常见的稀土资源“武器化”、数据基础设施“阵营化”和粮食贸易“政治化”。这些变化不仅重塑全球经济安全架构，更通过价格波动、就业冲击、技术断供等渠道，将国际博弈压力转化为国内治理危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冲突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具有代际传递性。战争创伤塑造的集体记忆，通过教育体系、文化符号、社会组织等渠道固化为身份政治的基础框架。当经济发展难以弥合历史裂痕时，族群矛盾、宗教对立、地域歧视等结构性张力，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为新的冲突火种。社交媒体算法驱动的信息茧房，也会进一步极化社会认知，使国内政治成为国际博弈的观念战场。

　　破解安全风险内外联动的困局，需要从认知框架、制度设计与实践策略三个层面推进治理范式革新。

　　首先，重构安全认知的坐标系。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已经表明，以绝对安全和集团对抗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反而成为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只有超越“绝对安全”“排他安全”的传统思维，承认安全风险的“量子纠缠”特性，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安全与稳定。

　　其次，创新制度供给的交互界面。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仍需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联合国框架内构建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科技企业、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架构，形成安全治理合力，并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全球安全治理效能。要重点完善跨境数据流动、供应链安全等新兴领域的制度供给，通过“领域化规则”应对“跨界性风险”。

　　最后，培育韧性发展的共生基底。将安全能力建设嵌入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以创新化解风险、以开放稀释对抗、以共享消弭冲突”的治理逻辑。通过数字经济培育安全技术生态，借助绿色转型重构能源安全体系，依托民生改善增强社会抗风险能力。这种“发展型安全”路径，可在提升硬实力的同时筑牢软实力根基，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正向循环。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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